我们敬爱的业师詹鄞鑫先生祖籍福建建瓯，1947年6月21日出生于福建长汀。他自幼家境贫寒，据自述，幼年间父母曾携他寄居在乡中废弃仓颉古庙，冥冥之中，这段际遇或为他一生深耕汉字之学埋下伏笔。1966年先生高中毕业，适逢动乱。1969年他赴闽北建瓯山区插队，前后长达九年。在艰苦繁重劳动之余，先生珍惜光阴，勤奋自学，熟读诗文古籍，还练就一手书法篆刻绘画的本领。长年积累的丰富文化素养，为他后来进入大学和研究生学习，乃至走上学术研究之路，都做了充分的铺垫。1977年秋恢复高考，先生虽为异地高龄考生，仍然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录取。四年的学习生涯得到许多名师教诲。尤其是他对甲骨文研究产生兴趣时，有幸亲炙于裘锡圭先生。裘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学术作风，使他终身受益匪浅。他的学年论文《释甲骨文“彜”字》，就是在裘先生精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，几经修改写成，裘先生给他打了一个非常难得的90分高分。这篇论文1986年发表在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（哲社版）上。1981年末先生大学毕业，考虑到家居南方的因素，报考了bevictor伟德官网中文系史存直教授的硕士研究生，师从史存直先生学习汉语史，又师从李玲璞老师学习文字学。1984年末毕业留校任教。先后担任bevictor伟德官网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教育部重点人文科研基地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副主任，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。先生还是中国训诂学研究会、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、中国文字学研究会、上海市语文学会等多个重要学术团体的会员。2026年7月14日先生因病在上海逝世，享年80岁。

与师母 

先生在汉语史、文字训诂、文献考古、历史文化、宗教民俗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凡建树，著作等身。他的重要著作主要有《汉字说略》《神灵与祭祀——中国传统宗教综论》《八卦与占筮破解》《心智的误区——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》《汉字学综论》等，另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，有代表作论文集《华夏考——詹鄞鑫文字训诂论集》，均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。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，《亚洲考古》即发文称“学界痛失巨擘”，堪谓公论。谨撰此文，梳理先生治学功绩，一以飨同好，一以寄吾辈深切悼念与沉痛哀思。

早年与硕士毕业生

一、汉字学与汉字规范的理论探索

先生在汉字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建设性工作。从汉字学的系统研究，到字书文献用字现象等专题探讨，皆可见其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笃厚基础和卓越思辨。

他的《汉字说略》（1992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富有影响的汉字学理论著作，对汉字的本质、起源及“六书”理论提出独到见解，强调从系统论角度看待汉字构形，被学界评价为“汉字学理论的新突破”。《汉字学综论》（2024）是先生最后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。该书围绕汉字学领域诸多争议性专题表达见解，通过综述学术史与评析裘锡圭、李玲璞、王宁等学者个案成果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论述，涵盖对汉字性质、发展、演变等基本范畴及研究方法的探索，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入门指导价值的论著。

与李学勤、李玲璞等先生和学生

先生的著述廓清了汉字学的一些基本概念。如《“字”还是“词”》（2008）一文指出，汉语研究常将文字单位与语言单位混淆，而汉字的音义需区分语境与贮存状态，造字方式只能表“字”而非表“词”。所谓“本义”，实为据字形分析的造字本义，而非词的本义；“古今词义异同”实为字义。汉语拼音拼写法中的“正词法”本质是正字法。这一辨析，对厘清汉字学基本概念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，是理解先生整个汉字学思想的理论基石。

在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上，先生以《20世纪汉字性质问题研究评述》（2004）系统梳理了百年间汉字性质研究的主要学说，辨析了“表意文字”“意音文字”“语素文字”等不同定位之间的争论，指出二十世纪汉字性质研究始终深受西方“文字发展三阶段论”的支配与束缚，许多分歧实则源于对“文字性质”概念本身理解不同，以及套用西方理论框架时产生的视角偏差。在汉字学史研究方面，《汉字学研究的总结和发展——评裘锡圭〈文字学概要〉》（1991）从汉字的性质、汉字的形成和起源、汉字的发展变化趋势、汉字字体的演变、汉字的结构类型五个方面，深入评析《文字学概要》的学术价值；《从字书发展脉络的梳理入手考释疑难字——简论〈疑难字考释与研究〉的考释方法》（2008）系统总结杨宝忠考释大型字书疑难字的方法，在字书疑难字考释方面具有典范指导意义。

他在《联绵词与单字词音近义同现象的思考》（2005）中指出，联绵词与单音节词的音近义同是语言现象，也是单个书写形式跟两个音节对应的文字现象。上古文献文字与语言的不对应，提示书面语或可以单字形式记录双音节词，而联绵词的单字形式及一字两读正合其两音节的奇特现象，均支持此点；并透露部分联绵词或源于复辅音声母，为认识双音节词演变及早期汉字性质提供了新视角。《谈通假字字典编纂的几个问题》（2009）讨论了四个问题：1.通假字字典的功能及体例；2.古今字，指出今人所谓“通假字”多属此类；3.“读为”字与异文，“读为”涵盖通假、假借、古今字等多种情况，异文则还包含异体、同义、同类、讹误等现象；4.讹误字，因字形相似而写错，与读音无关。该文对训诂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。

《〈说文〉连篆读研究》（1986）系统解释了“连篆读”现象并讨论其成因，举例说明弄清《说文》连篆读体例的价值和意义，还对钱大昕提出的《说文》连篆读实例提出商榷意见。同年发表的《〈说文〉别义研究》，从表述方式、性质、价值等方面，分析研究《说文》“别义”现象，梳理其表述体例，探讨其在训诂学上的价值。《〈说文〉篆文校正刍议》（1996）指出校正《说文》篆文之必要，提出须有明确的标准，即以秦代篆文为准，这是共时比较的基本原则；又讨论了校正的具体措施，回应了“凭有限的资料来校正《说文》篆文是否可靠”这一问题。

先生还对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汉字规范问题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。他的研究既有历史的回顾，也有理论的探讨，更有对现实问题的建设性思考。

《汉字规范与汉字字形问题》（2008）从三方面展开：1.汉字“字形”的性质；2.计较手写字形差异的后果；3.解决问题的思路。文章指出汉字规范的本质是字形书写的规范，建立科学规范体系需先清晰界定“什么是字形”，否则将缺乏坚实的理论根基。

《正体与俗体三题》（2010）从俗体字对汉字发展的影响、正俗体关系对汉字规范的启发、计算机汉字问题三方面展开，指出汉字应用需兼顾书写快捷与阅读方便，但前提是降低教学难度。在《俗文字学研究综述及相关问题》（2008）中，对汉字俗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大致的总结和评介，并对有关俗字研究尚待讨论的若干理论问题加以介绍和阐述。

《“书同文”的历史回顾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思路》（2007）梳理了“书同文”的历史内涵，指出秦始皇推行小篆的意义在于统一而非创制新书体；历代规范以正体为标准，俗体可存于共时的日常书写而不影响正体地位。实现新的书同文，应恢复正体与手写体的区分，以最小代价统一编码。《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》（2003）梳理了百年文字改革运动的历史与论争，指出文字改革以“汉字落后论”为前提，故始终伴随着“汉字优越论”等不同意见，最激烈的论战发生在1957年和1986年以后，1957年非学术因素干扰了理论研究，新时期论战则更具反思性。该文客观总结了文字改革百年争鸣的历史经验与教训。

二、古文字考释及文献语词训诂探源

先生对甲骨金文汉碑等出土文献文字的考释研究成就卓著。他自在北大读书时写下《释甲骨文“彜”字》后，又有多篇古文字考释论文问世。不少论文发表在重要学术期刊乃至顶级学刊上，如《释“辛”及与“辛”有关的几个字》刊登于《中国语文》1983年第5期，《释甲骨文“久”字》刊登于《中国语文》1985年第5期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先生的古文字考释并非单纯的字形辨认，而是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方法，考察其在出土文献中所处语境，再比勘传世文献用例，并结合相应的历史文化民俗现象加以论证，故其结论不仅言之有物，持之有故，而且往往能通过单个古文字的考释，连带解决相关的一系列疑难问题。如《卜辞训诂四则》（1984）考释了“从雨”“督”“屯日”“湄日”“龺”等词。指出“从雨”即《月令》的“众雨”，义为“霖雨”；纪时词“督”即“早”字；“屯日”指一日的初始；“湄日”犹言“日暮”；“龺”是“朝”字。又如《释“辛”及与“辛”有关的几个字》（1983）指出“辛”的本义是凿具，可用以劈剖树木，亦可用于雕琢，如“辠”是在罪犯鼻子上刺字，“章”是在玉上雕琢，并连带解释了字形结构里含有“辛”部件的“梓”“新”“宰”“童”“妾”“竸”“對”等一系列字的本义及其在文献中的含义。

先生的甲骨文考释，既有对单字的精细考释，更有通过文字考释探讨文化制度的大视野。如《释甲骨文“彝”字》（1986），分析“彝”字字形，由假借义、引申义追寻其本义，指出该字本义是一种类似于献俘的祭祀活动。《释甲骨文“禡”字》（2002）指出卜辞的祭就是典籍中的貉（禡）祭，是一种与田猎和军事有关的祭礼，表现为表位（插旗帜作标志）献擒获，所献的擒获品既可以是狩猎获得的虎兕鹿等禽兽，也可以是军事掳获的牲畜或俘虏。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代表性论文《华夏考》。该文通过甲骨文字形与周秦古文字的比对，指出长期被误释的“岳”“夒”，实为“华”“夏”二字，本为华山与大夏的地理名称；自古以来就流传着的“河”神擘开“华、夏”的神话，是理解甲骨卜辞“河”“华”“夏”三神相提并祀的根源；进而论证“华夏”一带正是上古尧舜禹和商周秦各代相继据有的核心重地，被视为“中土”；“华”“夏”由此转化为“中国”的代称，再转化为“中华”“中夏”之称，最终成为代表地域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概念。这一研究不仅解决了文字学难题，更为探索华夏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，彰显了先生以小学通经明史的治学路径。该文也因此获得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三等奖（2002）。

先生考释古文字，还注重把出土文献当作有声语言的文字记录来释读，由此关注出土文献的语法特点，连带解决传世古文里的一些相关问题。如《释卜辞中的范围副词“率”——兼论〈诗〉〈书〉中“率”字的用法》（1995）考释甲骨文中的“率”字为范围副词，表示“悉”“皆”等义，并附带讨论“率”字在《诗》《书》等早期文献书面语中的同类用法，以此互为印证，使结论更有说服力。

先生的出土文字研究涉猎甚广。如《〈鱼鼎匕〉考释》（2001）是对战国器物铭文的研究，文章逐句解释《鱼鼎匕》内容，并对某些词句提出商榷意见。在汉碑文字研究方面，《读汉碑文字札记》（2005）包括两则：1.《廿的读法》。指出在古代文献中“廿”是读一个还是两个音节，关系到汉字书写单位与音节的对应关系，汉碑中的四言韵文提供了判定其读法的证据；2.《士土辨》。“士”“土”二字因字形相似，造成古文献中该两字的讹混，汉碑中二字字形严重相混，只能据语境区别，辨析二字形体特点有助于释读。

除了对出土古文字的考释，先生对于传世文献语词的训诂也是成果斐然。

《诗经》是先生早期训诂实践的重要领域。《“九月叔苴，采荼薪樗”新解》（1983），解释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历来训解多歧的一句。先生分析“叔”的古文字形体并因声求义，指出“叔”的本义是挖掘，而非通常沿用的“拾取”义，“叔苴”即挖掘苴根，亦即挖草根；“薪”是“新”的通假字，本义为“取木”，“薪樗”就是砍伐带嫩叶的臭椿枝条，保留叶子在枝条上风干储藏，以备断粮时食用，而非就地采摘嫩叶尝鲜。这一新解揭示了当时农民荒年依赖“瓜菜代”的贫困生活面貌。

与徐莉莉教授合作的《〈诗〉“不竞不絿”解》（1984），指出《商颂·长发》“不竞不絿”的意思是不强硬不柔顺，与下文的“刚柔”相辅相成。“竞”理解为强硬，“絿”理解为柔顺。合作的另一篇文章《〈诗经〉训诂零拾》（1984）则集中探索《诗经》中的假借现象。指出《邶风·雄雉》“不忮不求”应当释为“不强硬不柔顺”，即“不亢不卑”；《周颂·丝衣》“不吴不敖”相当于后来的“不倨不傲”，意思是不自高自大；《鲁颂·泮水》“不吴不扬”是指不大言自吹、不张扬战功；《小雅·桑扈》“彼交匪敖”应读为“不骄不傲”，其意义与“不吴不敖”正好相同；《小雅·采菽》“彼交匪纾”中的“交”仍应读为“骄”，“纾”应读为“奢”，“交纾”即“骄奢”。

与徐莉莉、华学诚等同事和学生

先生还通过对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等经典旧注的研判勘误，来订正通行的古代汉语教材注释的疏漏。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。如《〈古代汉语〉注释商榷》（1985）、《〈古代汉语〉注释商榷（二）》（1987），这两篇文章对王力先生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教材中的若干注释提出了不同意见。如指出《郑伯克段于鄢》中的“国”特指诸侯的领地，“都”特指王子弟及公卿大夫的采邑，二者有严格区分；《宫之奇谏假道》中的“盟府”指收藏盟书典册的库府；《蹇叔哭师》中的“勤而无所”意思是劳苦而没有安歇的处所，非“劳而无功”；《齐晋鞌之战》中的“摄”表示只是暂时代理官职，而非正式担任；《楚归晋知罃》中的“惩忿”意思是消除怨恨，而不是“惩戒忿怒”。《墨子·非攻》中“扡其衣裘”就是“夺其衣裘”，“扡”是“褫”的异文，本义是强行脱下别人的衣服；《庄子·逍遥游》“水击三千里”中的“水击”即“水激”，指水波激扬，而非拍打水面；《北冥有鱼》的“彼其”是“指示代词+其”的惯用句型，相当于“指示代词+之”，故“彼其于世”犹言“彼之于世”。

《〈战国策〉难句解三题》（1993）考释了《战国策》中的三则难句。指出“出于孝情，出于无用”意思是“入于孝情”“入于无用”。“出于”等于“入于”，因是一种紧缩结构，补全应该是“出而至于”；“填黾塞之间，而投己乎黾塞之外”中的“填”当读为“镇”，有军队屯戍的意思；“投”意思是“远而击之”；“过而遂正于天下”中的“过”是事情发生之后的“过”，“正”是动词，读为“征”。此类成果甚众，不一一赘述。

先生还关注古籍整理断句标点的规范问题。如《关于〈周易〉标点的若干原则问题》（1991）讨论了《周易》标点的三个问题：易卦卦名的标示方式，“易”书名的标示方式，卦辞的断句。这几个问题的提出，体现了先生对《周易》体例与表达习惯的深入把握及古文献研究的扎实功底。

先生在古文字学术史研究方面也多有建获。如《20世纪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综述》（2006），从古文字综合研究、甲骨文研究、金文研究、简牍帛书文字研究、其他古文字研究五个方面，全面综述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文字研究进程。《孙诒让甲骨文研究的贡献》（2003）一文，全面审辨孙氏《契文举例》等研究成果，客观评价其学术贡献及不足，指出学界以往对孙氏评价存在片面性，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前辈学者的尊重。

三、原始思维与上古文化现象探赜

基于出土文献和传世古籍研究的深厚积淀，先生的学术视野扩展到原始思维、传统宗教和巫术文化等领域，他以文字训诂为根基、以古文字和先秦典籍词义考释为支撑，形成“文字证文化”的独特治学路径，并作出了开创性的杰出成果。学界普遍认为先生是国内最早用“人类学+文字训诂”双重方法系统梳理中国原始信仰的奠基者。这方面他的代表性著作有《神灵与祭祀——中国传统宗教综论》（1992）和《心智的误区——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》（2001）等。

先生对原始思维和巫术宗教的关注，首先着手于微观个体对象的专题研究。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有诸多论著发表。论文如《上帝观的起源、发展及其影响》（1988）从六个阶段梳理了上帝观念的演变轨迹：1.原始天神崇拜；2.殷代的上帝观念；3.西周春秋时代的上帝观；4.战国时代的上帝观；5.五天帝的形成及秦汉时代的上帝观；6.汉代以后上帝观的混乱及其影响。文章勾勒出中国古代最高神观念从萌芽到成熟再到演变的完整过程。《禘礼辨——兼释卜辞“帝”礼及“”礼》（1999）一文辨正了“大禘”“殷禘”“时禘”的传统说法，指出卜辞中的“帝”礼与文献中的“禘”礼并不相干。《巫医治疗术“有效性”析论》（1999）从心理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巫术为什么看上去“有效”；指出巫医的咒语和仪式不仅营造了心理暗示的气氛，而且往往构成一套关于病理、诊断和治疗原理的虚构但自洽的解释系统；内在因果关系的难以判断，是心理功能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。《巫术起源论评议》（2008）系统评介巫术起源的各家学说，包括天然存在说、“玛纳”说、臆症说、情感说、生产力低下说等。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巫术因原始思维而产生，是人类进步的产物，同时也是认知上的一种误区。

1996年至1997年，先生还在《中文自学指导》上连续发表了七篇“巫术文化与思维”系列短文，以轻松通俗的方式介绍巫术文化，每篇从一个具体的巫术现象入手，剖析背后的原始思维逻辑。《从封骨治伤法说起——巫术文化与思维之一》（1996年第2期），从“封骨治伤”这种巫术疗法出发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巫术原理：人体中的某一局部物质一旦脱离了本体，仍然代表原属本体，若受危害则会危及人身。这一原理根源于“部分代表整体”的原始思维。《寄寓于头发、指甲或衣服中的灵魂——巫术文化与思维之二》（1996年第3期），讨论巫术对寄寓于头发、指甲或衣服中灵魂的认识，剖析了这类信仰背后的原始思维逻辑。《有关脚印的传说和造型艺术——巫术文化与思维之三》（1996年第4期），讨论与脚印有关的传说和巫术文化，分析脚印信仰的内在逻辑。《磔狗御灾与虎爪辟邪——巫术文化与思维之四》（1996年第5期），以磔狗御灾和虎爪辟邪为例，讨论了巫术的使用方法、使用场合及背后的思维方式，指出巫术物品的选择往往基于类比联想，狗和虎的某些特性被认为可以转移至使用者身上，从而起到驱邪避灾的作用。《血的魔力——巫术文化与思维之五》（1996年第6期），讨论了古代各种需要涂血（衅）的礼俗仪式，剖析其原理，探讨其思想认识根源。《偶像与刍灵雕塑艺术——巫术文化与思维之六》（1997年第1期），结合考古实物，讨论古代用来陪葬的偶像巫术，分析偶像的不同形制、象征意义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，指出偶像是“部分代表整体”思维的延伸。《象征敌人的偶像——巫术文化与思维之七》（1997年第3期），讨论利用偶像来伤害敌人的巫术，考察了这种巫术的来源、具体方法、运作原理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。这组文章短小精悍，深入浅出，合起来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巫术思维导论。

先生研究原始思维和宗教文化有一系列著作问世。

《神秘·龙的国度——华夏文明面面观》（与徐莉莉教授合作，1990），该书采纳考古成果并结合古文献，介绍中国古文明的源头及演变，并对龙文化与华夏族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独特探讨。

《八卦与占筮破解——探索一种数术文化》（1991），该书为《中国神秘文化破解》丛书之一，系统介绍了八卦与《周易》的起源、发展和变化，探索与之相关的古文化及古人占筮的原理及方法。学界肯定该书的价值是用文字学、考古材料还原八卦、蓍占的原始面貌，开创了易学实证考据的研究路径，把原始占筮与后世的玄学迷信区分开来。

《神灵与祭祀——中国传统宗教综论》（1992）是先生对先秦宗教系统的全面梳理。该书上编以崇拜对象为纲，讨论诸神的起源、发展及相关的文化现象；中编综合各种宗教礼俗，分解成若干不同的方面，讨论其制度和沿革；下编讨论各种宗教礼俗的性质及其形式。李学勤先生评价该书为一部具有“开创性的作品”；学界认为该书为国内首部完整梳理从上古自然神、祖先祭祀到后世民间信仰的通史著作，研究方法打通文字、考古、宗教三学科，填补了早期宗教研究的空白。

《心智的误区——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》（2001）这部巨著堪称先生对原始思维数十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。该书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切入，通过对文献、考古及民俗材料的综合运用，系统梳理了中国巫术文化的形态与历史脉络。内容为上下两编，上编聚焦巫术性质、起源、原理等理论问题，下编从专职巫术、巫术礼俗、巫术与艺术等方面展开具体分析。书中还探讨了巫术与科学、宗教的关系，指出巫术是在原始思维方式指导下形成的、具有社会性的传统习俗行为，提出了“巫术不属于宗教的范畴，而是人类在认识自然过程中的负面产物”这个独立新见解。该书出版后，引起广泛关注，获得极高评价。李学勤先生指出：“《心智的误区》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，对巫术作了新的界说”，“这部书为中国巫术的研究奠立了良好的基础”，是继《神灵与祭祀——中国传统宗教综论》之后“在学科前沿的新开拓”。学界公认该书为中国巫术研究的里程碑之作。该书2002年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三等奖，2006年获得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，2007年又获被誉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奖项之一的第五届“吴玉章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”。

除此之外，先生还撰写了大量文化史方面的文章，涉及宇宙观、成语文化、神话传说、艺术史、医学思想等多个领域。如《上帝观的起源、发展及其影响》（1988）、《商代继统法新探》（2004）、《天人合一的建筑思想》（2006）、《中国古代宇宙观》（2009）、《上古时期的“六淫”与“疠气”病因论》（2009）等。囿于篇幅，不再赘述。

在个人学术研究的同时，先生还参加一些集体项目和工作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参与教育部自学考试古代汉语课程第一部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，担纲其中文字单元的写作。该单元内容的丰富扎实和学术深度远超此前其他同类教材，一直为广大读者所称道。九十年代初参与《教育部古代汉语自学考试命题大纲》的制定，是主要执笔者之一。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，参与李玲璞教授担任主编的上海市重大社科项目《古文字诂林》的编纂，作为常务编委，执笔起草这部集大成的古文字研究资料汇编工具书的编纂体例。这一大型工程历时十余年，适逢先生个人科研最为宝贵的生命时段，他以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，踏踏实实参与编纂，为这个重大集体项目做出无愧于心的贡献。

结语

先生的学术格局，可用“博涉而精约，考文以证源”来概括。横向看，其研究贯串文字学、训诂学、甲骨学、民俗学、文化史等数个学科领域，不拘一格，融会贯通，从一字之考释透视一时代之文化精神；纵向看，从甲骨文的单字考释到汉字学理论体系的系统建构，再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问题的宏观探索，有一条清晰的贯通轨迹。学界评论认为，他最大学术特色是以语言文字考据打通上古文化研究，走出一条“由字通史，以文证俗”的独特治学道路，在中文一级学科内部，搭建起文字学与传统文化史互通的完整学术桥梁。

与此同时，先生的研究始终带有一份贴近大众文化的学术品格。他关注毒蛊术、星占术、虹霓传说这些“不入流”的民间知识，关注巫术治病、求子保婴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民俗行为。这种“眼光向下”的取向，让他的学问具有了一种平实而亲切的气质，一种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文温度。

博士论文答辩

与最后一位博士生

回顾先生的学术生涯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经历了“文革”辍学、插队劳动等时代磨难的学者，凭借坚韧的意志和对知识的执着追求，在学术道路上勤奋耕耘做出杰出贡献的历程。他身上有一种不为时风所裹挟的学术定力，一种趋新骛奇只潜心深耕的治学态度。这种精神——浮名不能惑，寂寞不能移，始终面向材料本身，忠于学问的内在逻辑——正是人文学术得以薪火相传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继承。

来源：“中国训诂学研究会”微信公众号、华东师大中文系

作者：夏利亚、吕志峰、李新城、秦岭、赵思木

审阅：徐莉莉